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前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上午好！非常欢迎，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到今天的长江论坛。我要特别向湖北省图书馆的领导、各位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谢。湖北省图书馆作为湖北的一项重要文化事业，给湖北的父老乡亲提供了如此优厚的学习条件、资料供给，让我们能够走进历史、走进时代，更好的走向未来。同时我也特别感谢，今天给我一个机会，来和大家进行一种文化交流。

文化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生活在文化之中，如何去反思文化、感悟文化、批判文化、创造文化，这都是当前中国人面临的非常重大的问题。在座诸位朋友，也许放弃了一个非常浪漫的周六，来到这样一个论坛，我们希望能够共同地做一些探讨，做一些追问，做一些反思。起了一个题目，叫“多元文化进程中的中华文化建设与价值选择”。三个关键词：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对当代中华民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文化建设的本质，是价值选择。今天中国的价值选择，面临的一个特别背景，就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尤其是当今中国，大家翘首以盼、积极参与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当如何理解？我是想从文化的角度，来谈一些自己的看法。后边有一些互动的时间，希望在座诸位嘉宾，如果有任何问题，希望我能够专门的和大家探讨，大家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准备问题。也可以递上纸条，让我知道大家心里面在想什么、在关注什么。我自己长期以来在学习和研究哲学，我自己的感想就是：哲学最核心的就是对话，三个方向的对话。首先是要与历史对话，能够把握历史的脉搏，能够找到尤以生存的历史的渊源和它演进的过程；同时要与时代对话，看看今天的时代，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机遇，同时也给了我们什么挑战；最根本的，还是要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图景、中国图景、文化图景。在交流中，我们可以不断的追问，我们自己对于世界、对于中国、对于自己的认识与理解，是否还有进一步更新提升的一种必要。通过这种不断的追问，我们能够更好的领悟世界、中国，尤其是自我发展的未来。

今天和大家的交流，我想从伟大的中国梦谈起。当今中国，都在讨论的一个共同话题，那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时华中科技大学，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也组织了收听收看，当时听完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我们组织了座谈。当时我说我听完了这个报告，心中不由得浮现出八个大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天我去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见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新当选的海基会会长，他过去是国民党秘书长，刚刚接任海基会会长。我和他在会前，受到主持人的安排，有一个单独的会见，我们讨论中华民族如何共同走向未来。两岸四地、海峡对岸，其实很近，最重要的是心近。把我们的心能够紧紧的拉到一块的，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所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当前两岸四地、全球华人的共同愿望。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中国梦联系起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非常必要，也非常确切。习近平同志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带领新任政治局常委去观看《复兴之路》以后，他就讲到了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他说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是人间正道是沧桑，而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乘风破浪会有时。他说现在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那么，什么是伟大复兴？我记得当年，77年恢复高考，考进了大学。在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叫振兴中华。振兴中华和复兴中华，都在讲着中国未来的发展，但是讲复兴中华，凸显了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多辉煌呢？有人曾经列举了一组数字，来论证这样一个辉煌。据说从唐宋开始，一直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在全球总的份额中，大概要占到33%左右，应该说三分天下有其一。当时中国一个国家的经济份额，比欧洲所有国家加到一块的总和还要高出20%，但是非常遗憾，正如大家所知道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我们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世界现代化迅速发展，而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却迅速的衰败，这一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到了1949年，中国总的GDP大概在世界上，仅仅占到4.6%，而且这一情况，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内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力，我们2011年在全球总份额占到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0.4%，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这个进步令世界惊讶，令中国自豪。按照党的十八大谋划，如果我们能够在2020年实现国民总收入翻一番、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那么我们也许将在2020年，在全球经济总份额中，占到25%。如果我们再足够荣幸，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十年，到2030年，也许有可能回到33%，那就真正回到了当年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辉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李大钊先生当年曾经讲到的“青春中国”，方志敏在狱中给我们写的《可爱的中国》，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里面给我们勾勒的美丽中国，就将在中国这块大地得到实现。但是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绝对不仅仅是一个GDP的问题。GDP、国民总收入、经济总份额，都是我们复兴的基础，而我们复兴真正的标志，恰恰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昌盛。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当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时候，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讲到了什么是中国梦，什么是伟大复兴，那就是要坚持中国道路、振奋中国精神、汇聚中国力量。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自己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作为中共湖北省委十八大宣讲团的成员，我在一些地市、一些厅局和一些高校作的十八大报告的辅导，我起了一个标题，叫做“加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结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今天当代中国人的任务，第一是加速，第二是集结，让这样一个伟大的中国梦能够实现得更早，为此所有的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核心是要形成整体的、得到最大多数中国人认可的中国价值观，而这一种中国价值观就是未来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价值取向，也是根本的动力。所以我说我们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有两个历史前提，一个是古代的辉煌，辉煌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但是我们要更多的看到近代的苦难，而这一种苦难也让中华民族经历了世界上所有民族中，也许是最为艰难的一番磨难。到了今天，我们两个时代的前提，一个是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我更希望我们关注的，是当代中华民族在发展中，可能面临的复杂的困局，也就是各种困难与问题，给我们的发展设置了各种障碍，如何去应对、排除它们，减弱它们，让中华民族的未来走得更加顺利、走得更加快捷，这是我们当代中国的任务。这一任务需要分解，那就是我们的责任前提，从整体上来看，我们需要举国共识，中国大陆、两岸四地、全球华人，甚至我们应该吸引所有关心中国的，内部的、外部的力量，来谋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更重要的，我认为是每一个人的关心和切身的参与，我们把它叫做全民共襄。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讨论文化与价值。

对于文化与价值的探讨，我想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文化决定谈起。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他们过去的十年中，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各方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我以为，在诸多贡献中，有一个特殊的贡献，就是引领中国共产党人，关心中国的文化建设。十七届六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通过了一个《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有它特别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来，第一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文化发展战略，而且它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文化问题的专门决议，特别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总纲领，所以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它帮助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实现了革命性重要的转型。我们来看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在它的第一个阶段，它的主要使命是抓好枪杆子，枪杆子里出政权，我们通过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由在野党变成执政党，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使命，是抓好印把子，巩固新生的政权，发展经济，让人民得到幸福。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努力，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那就是抓好秤杆子，发展经济。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经济、物质生活快速地得到了发展。今天，中国共产党要求我们进一步抓好笔杆子，做一支有文化的党、有文化的军队。毛泽东同志当年在延安就曾经说，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我们想，没有足够文化品位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很难把中华民族引向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复兴的。所以我们说，从枪杆子到印把子、到秤杆子、到笔杆子，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次革命性提升，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觉。这个决定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我自己把它概括为：一个主题、两大原则、三大提升、四大功能、五大坚持、六个任务。因为时间关系，这一部分我就不去详细讲它。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间，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观点，对于我们学习研究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决定开篇就讲，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我们每一个人的血管里面都流淌着鲜血，这个鲜血承载着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给我们的DNA，它决定着我们是怎样的一个生理学意义上的人，是哪一家的人，甚至哪个家族的人。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靠什么？靠的是我们另外一种学脉，那就是学习的“学”、学术的“学”，这样一个学脉决定了我们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每个人都有，我们一到清明节，我们到哪去祭奠，即将到来的春节，我们到哪去团聚，这是我们的小家，小家有小家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家，有大家的精神家园，我们把它称之为共有精神家园，而这一种家园，就叫人民的精神家园，这个东西就是中华文化。所以决定也讲到，文化体现着国家的软实力、反映国际竞争力。过去我们讲硬实力，什么是硬实力？经济、GDP，我们已经是世界的第二；军事，我们航母已经下水，而且试验非常之成功；科技，嫦娥三号登上月球，非常平稳顺利；政治，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深度地来追究，我们中华民族在整个世界真正能够拿得出手，而且居于不败地位的，就是中华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强调软实力，这是中国最有竞争力的重要的要素。同时文件也谈到，没有文化的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告诉我们，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不是社会主义，它尤其强调，没有文化的发展，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我们对现代化的一个新的理解。过去讲现代化，讲农业、科技、工业、国防，都对，但是如果没有文化、没有人的现代化，何谈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文件同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要坚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要落实在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上。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升，提炼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这样一种思想，在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要求我们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我们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这里面我需要说明一下，文化管理体制主要针对的是文化事业，而这种事业就包含像图书馆、博物馆，像其他相应的公共文化设施。这一部分就是由国家从纳税人纳的钱里面，拿出来一部分，建设起来供大家无偿使用，满足所有社会公民的基本的文化需求。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主要的要有社会投资，这一部分投资需要回报，因此它是满足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需要。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听交响乐，有的可能喜欢听京剧，有的可能喜欢看舞蹈，你去买上一张门票，就是对文化生产经营机制的一种支持和回报。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够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

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文化与价值极为重要，但是我们需要深入讨论的是，文化与价值在当代中国何以重要，甚至可以说何以成为问题？我曾经不得不对自己进行一个追问，你过去一直搞哲学，你凭什么有资格来讲文化？我不经意间把我过去曾经发表的论文，直接谈文化的做了一个梳理，我发现从1989年以来，我也一直在研究文化。我发表的第一篇关于文化的专门的学术论文，在《哲学动态》1989年第8期，当时我们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主办了一个跨文化研究交流中心，在1989年3月召开了一个叫“长安、东亚、环太平洋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邀请了十几个国家几十位顶级的学者，探讨古西安，就是长安，东亚当时正在兴旺发展的亚洲四小龙，和环太平洋文化。结束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文化研究方法的反省与探索》，做了一个学术的总结。1996年的这一篇文章发表在《江海学刊》，当时我人还在英国学习，牛津大学邀请我去作了一个演讲，我当时演讲的题目就是“跨文化的隔障、误解及其超越”，主要的谈论东西方文化的交往和一些所存在的问题。这个英文演讲以后，大家都觉得不错，于是我们把它翻成中文，传真回来就发表了，发表的时候我人还在英国。后来在2001年，我去古巴访问，然后在美国和加拿大讲学，我们看到了一个与中国不同的社会主义，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围城”。我接触到了一批后现代主义者，他们对现代性进行批判，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文化的围城”。2007年，当时中国出现了一种国学热，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到哪里去寻找药方？有三种主要的路径，第一种是向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一种是向西方文化学习，一种是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学习。我个人觉得这三种路向都非常重要，但是面对中国当代社会极为复杂的境况，仅仅靠传统、西方和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的著作，那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吸取它们的营养，在当代中国现代实践的基础上加以整合——这就是这一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接下来，我们进一步讨论全球化的文化悖论、讨论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期待与中国的世界文化的责任。我把我所认识的海外学者对中华文化的期盼，分为六种类型，分别研究他们在关注中国文化的哪一方面，从哪一些角度关注，会得出哪些结论。后来在2003年，我们开始一块做民族精神的研究，到现在，我们刚刚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课题和探索——这些其实是我以一孔之见关注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但是它们也多少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随着中国的物质生产、经济发展的进步，我们所存在的一些思想的困惑；它们也构成了我和大家在一块交流文化问题的，必要的学术的准备。

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的中国文化，它有一个漫长的历史生成。我想这个地方给大家列出一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能够从中感受到中华文化发展的漫长历程。那么讲到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我们不能不回溯到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我们不得不回到唐宋时期中华文化的盛世，我们也不得不回到1840年以来我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衰落，我们也不能不回到1911年起，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要关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化争论，要关注六十年代的文化革命，要关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与政治路线的选择，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直到1992年开始，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在2001年加入WTO——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方向，那就是要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直到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到我们今天看到的文化的决定。

通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文化在中国社会不断的积累。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更多的面临诸多的文化的困惑与文化的使命。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跨国度交往中的文化围城。“围城”大家都很熟悉，钱钟书先生写了《围城》，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白话文小说里面为数不多的，被翻成了英文在美国出版，在海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想读过这一本书的人，大家可能都还记得，方鸿渐先生从法国搞了一个学位，回到了中国大陆，面临了一系列的文化交往困惑，集中的表现在婚姻、家庭和爱情。当时钱钟书先生引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来自英语，一个来自法语，一个说婚姻就像黄金做的鸟笼子，笼子外面的鸟拼命的想飞进去，而笼子里面的鸟却拼命的想飞出来，而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婚姻就像一个城堡，城外的人想进城，城里的人想出城。而文化围城这个概念，也许是我自己比较早的把它提出来的，这就是我前边说当时写的“文化围城”的文章。什么叫文化围城呢？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东方人向往西方，甚至不惜全盘西化，而一些西方人却告诉我，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尤其是1998年，我到美国去访问，访问了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是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前哲学系的系主任，一位非常资深的美国教授。他非常自豪的告诉我，二十世纪可以称为美国世纪，作为一位美国的哲学家，他更骄傲的告诉我，二十世纪美国对世界哲学的贡献，甚至超出了美国在二十世纪对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贡献。但是就是这么一位自豪的美国哲学家，在回答我的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却讲出了这样一番话。我的问题是，如果我的这一篇采访，将要翻成中文在中国发表，你有什么要对中国说的？他说，如果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二十一世纪就将是中国世纪。当时他讲完这一段话以后，我就收起了录音机，他请我吃饭。等我回到了住地，我再来仔细听这一段采访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最后一句话，当时我们还用的是磁带录音机。我马上给他去了一个电子邮件，我说你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能不能请你就这句话，再做陈述。我心里面想的是，你是不是为了让我高兴而随口说的一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要把它写到我的采访记里面，省得别人说，“你看这个欧阳康教授，拿着一个美国人的鸡毛当令箭”。大家猜怎么着？他很快给我回了电子邮件，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是从英国的一个杂志叫Economist翻成中文叫《经济学人》杂志，这是一个世界的顶级经济学杂志，很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都要在这个杂志上发布他们对于世界经济发展的看法，他说有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提出了六条理由。比如说，他说中华文化具有最悠久的历史根源，而且全世界几乎所有文化里面唯一没有中断的；他说中华民族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既能把大事做好，也能把小事做好；他还说其实日本人也像中国人一样，也能够把大事做好，也能够把小事做好，但是为什么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呢？因为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样，有了一点成就，就产生军国主义的冲动。他的这个讲话是1998年，已经正式发表在我的《当代美国哲学走向》这一篇论文里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真是惊叹他当年对于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这样一种认识，我说这就是一种围城。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讲到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竞争。今天的世界竞争极为激烈，GDP是最根本的竞争，世界上很多人为中国今天的成就，尤其是经济的成就，感到惊叹，我却希望我们中国人对此保持清醒的头脑。为什么？我们的GDP在世界排名第二，和第一、第三的美国、日本都完全不一样，我们的GDP第二，是由13亿多人造成的。研究中国问题，有一个常数，那就是13亿，13亿作为一个除数，再大的被除数，几乎就等于零；而13亿作为一个乘数，再小的困难跟问题，不知道有多大——这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所以不要为我们GDP的总量而骄傲，我们看到人均GDP仍然排在世界的九十多位，这是今天中国的现实。再比如说，讲科技的竞争，嫦娥三号登月，“玉兔”顺利行走，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骄傲，但严格来讲，这样一种技术，是美国和苏联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掌握得非常之娴熟，37年前，他们结束了他们登月的活动。所以中国巨大的进步，有一个国际科技飞跃发展、高端水平的背景，我们应该保持警惕。再比如军事，也是如此，辽宁号鼓舞了中国的民心，让我们感到骄傲，但是更严格的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海上将近有四十艘航母，都具有非常强大的战斗力。所以我说中国的进步，是非常之明显的，是值得骄傲的，但是绝不能自满。我们要看到，我们在世界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方面，仍然处于不够高的地位，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要想在今天的全球竞争，我们中华民族只有一样东西拿出去，是所有民族不得不对我们刮目相看的，那就是中华文化。

文化是真正能够让中华民族站起来的，而这一点不仅仅指向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更指向我们的文化安全与文化复兴。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还要强调政治多极化背景中的文化安全。过去讲安全，主要讲领土的安全，今天的钓鱼岛、南海，面临着这样的威胁；过去也讲经济安全，比如说这么多的中国人，如果粮食不能自给、石油不能自给，那我们可能会受到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制约；我们今天面临着一种新的安全，叫信息安全，我们看斯诺登揭示出来美国对全球进行的一种几乎是无孔不入的监控。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华民族，更加深层的安全，是我们的文化安全。大家都熟悉，我们华中科技大学有一位老校长，当年是华中理工大学的校长杨叔子院士，他也曾经来到这里讲座。他曾经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他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它的命运可能会很悲惨，叫一打就垮；而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强大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取向，它的命运可能会更悲惨，叫不打自垮、不打自乱。我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任何外来的国家和敌人，想要把我们从外力加以征服，我想它是绝不可能，所有的国家敌人都断了这个念想；但是我们会不会由于内部的价值纷争，而出现内部的分化、分裂，这一件事情值得我们来研究。为什么在党的十八大，胡锦涛总书记讲到了亡党亡国的危险，我想这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这是一个需要时刻引起警惕的事情，我们叫居安思危，恐怕还要居危思危。

我们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间，我们不仅仅要强调经济政治文化，还要强调软实力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我们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有社会成员，荷包里面比过去暖和多了，我们的餐桌比过去丰富多了，但是为什么会出现一种特别的现象，叫“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尽管只是个别的现象，其实反映了大家的一种追求。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让人感到幸福、感到尊严？这就是文化与文明。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要讲伟大复兴，靠什么？靠我们的文化品格。我想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媒体上的很多报道，海外的很多国家都欢迎中国人去旅游，而旅游之余又对中国游客文明的素养，应该说有很多的非议——这个就是文化品格。尤其是中华民族面临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国对我们的期盼的时候，我们应该郑重的来回答。坦白的讲，我当时就曾经给那个美国讲授说，我个人并不认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国世纪，我相信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纪，我们中华民族要做的，主要的就是把自己的文化建设好，然后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百花园里面，变得更加的鲜艳、更加的亮丽，而且我们要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应该是我们中华文化应有的使命。

那么接下来，大家可能会问了，“欧阳老师你这样讲，看来文化确实重要，什么是文化呢？”大家知道，这是一个说不太清楚的问题。有人说文化有一百种定义，有人说有两百种定义，有的人说有五百种定义，我说那都不要紧。今天，我们不需要刻板的一定要给出文化一个严格的界定，我们只要知道我们讲文化大概在讲什么就好。在这样一个思想指导下，我列举了古今中外几个著名的学者，对于文化的界说。首先来看，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 Tylor），他曾经说“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在泰勒先生看来，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文明。文化和文明是什么呢？就是人所创造的一切，包含了器物的方面、制度的方面、关系的方面、活动的方面、精神的方面、生活的方面等等。在马克思看来，文化就是人化，什么叫人化？就人把自己的理想，通过实践外化出来，改变世界，把外部世界变成一个自己的理想的世界，这一个过程中，人发生了一种对象化，而对象又发生了一种人化，然后人再用这个理想化的世界来塑造人、培育人。所以他说，人类创造的工业等等，作为人类文化的象征，其实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在中国，大家知道有一位被称为文化至圣先师的，那就是孔子。他当年曾经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他特别强调周文王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作用，他说“吾从周”。而在中国的辞典里面，文化这个概念大概主要是两种内涵，一种叫文治，一种叫教化。据考据，刘向先生最早用了文化一词，他说“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什么意思？他告诉我们，圣人治理天下有两手，一手是武力，武力可以征服人身，但是武力难以征服人心，这就有了“文化不改，然后加诛”，通过文化才能让人心服、口服、身服。而南齐王融曾经这样讲，他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道。”他告诉文化的作用，就像春雨润物细无声，就好像今天中国非常流行的一首歌，叫做“不知不觉我就变成了你”。大家都熟悉的余秋雨先生，是当代中国文化大师，当时他到华中科技大学讲学，我全程陪同他。他讲中华文化，首先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什么叫文化呢？文化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首先是以人为本，人离不开文化，文化离不开人，而人之为人，靠的是他的精神追求、价值、理想；而文化又不仅仅是精神、价值和理想，还要弥漫地贯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理解文化。我注意到他后来又加上了四个字，叫形成习惯，我非常赞成，文化不是强制的，不是装出来的。华中科技大学一直要求我们的学生，把卓越变成一种习惯，这就是一种好的文化熏陶。

我们听了这么多古今中外的学人对于文化的解说，接下来我谈一点我自己对文化的看法，我把它称为对于文化的人学理解，我想从以下四个层面来讨论文化问题。首先是现象方面，什么叫文化？它是使人超越于自然生命体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人和动物都要吃东西才能活下来，人就把吃东西变成了美食，尤其中国人厉害，搞出了十大菜系。我自己经常出国，三天找不到一顿中国饭吃，我就觉得难受。我有时候想，我们这个中国心，在很大的成分，也是跟我们的中国胃联系到一块的。人和动物都需要御寒，人就把它变成了美服、美饰，变成了美居；人和动物可能都需要表达，人就把它变成了美声。我想大家都在看中国好声音，有通俗唱法和民族唱法，而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最高的唱法是美声唱法，因为它具有人的更多的文化的理解贯注在其中。我们有了美术、美体、美景，整个的世界就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就是一个文化的世界——这是我们从现象方面来考察。从本质方面来看，文化是使人的生命获得具有超拔意义的理想价值追求，文化告诉我们就是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们看到有的人生命非常之短暂，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底；而有的人却遗臭万年。我们看到有的人，他的生命以伤害他人而引起了全社会的震怒，而有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无端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感到非常之遗憾。遗憾之余，我们来追问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其实就是贯注在人的生命追求中的人的价值观、生命观、死亡观、幸福观、荣辱观、审美观等等。而第三个方面，就是行动的方面，文化是一定要通过一定的活动来表现出来的，就像湖北省图书馆，据说是在中国最早的倡导这样一种讲座，1000多期。我们大家来聚到一块来探讨，这就是一种文化的活动。今天我来跟大家交流，我就有一个小动作，特意打上了领带，也许大家不在意，但是我们通常都认为这是一个比较正规的文化的平台。什么叫文化？它是指向一定目标与意义的人为性程序设计与行动的秩序。我们搞一个大型的活动，我们要唱国歌，更隆重的会议，我们要唱国际歌。我们所有的互动，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进行，表达了我们的文化的理解。有的人甚至这样来形容文化：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某一些在形式上甚至比内容还要重要的东西。我们认为，文化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表现在人的活动中，尤其是活动中所贯注的目的性、指向性、组织性、程序性、秩序性、过程性等。而根本的方面，还是功能的方面。文化的功能，就是要传承教化凝聚与认同，要使个体从属于一定的群体价值和行为方式。我们的孩子、后人、学生，按照社会主流价值来成长，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我们说我们的教育是成功的，我们的国教成功了，家教成功了。如果我们的孩子，事事与我们悖反，甚至导致了各种的罪孽，那一定是我们文化的失败、教育的失败。

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讲文化的全部核心就是要争取文化自觉，做好文化的选择。我看来看去，没有一个人比费孝通先生讲文化自觉讲得更精到的，我把他的这一段话直接引过来，和大家分享。他在1997年专门写的一篇文章，叫《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什么叫文化自觉呢？他说“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都一直关注的，而文化上的自知之明要明白什么？费先生说“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他就注意到，人们一讲文化自觉，有的人说就是要回到老祖宗，回到老祖宗当然重要，但是绝不是唯一的路径，他说“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有的人一说当代中国有问题了，马上说要把外国的思想引进来，搞新启蒙、搞再启蒙，我们觉得仅仅靠西方的思想，也解决不了当下中国的问题。费先生说，“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文化转型是一种自主的选择与活动，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就是我们当代中国人面临的选择。前面我们讲到了那么多的时间节点，讲到了七大困惑，而这一些困惑，我们如何去解读它们。客观一点，文化自觉绝不仅仅是中国人在讲，我们列举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当美国还很兴盛的时候，他就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们濒危的价值观》，他研究美国道德危机。在这一本书里面，他曾经这样说，“一个国家之所以有权威和影响，是因为道德因素，而不是军事实力”，他说“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很快就会失去它在全世界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深度的来领会文化的内涵。我从哲学的角度，我觉得文化的本质，可以就简要的概括为五个字，叫“认识你自己”。这两张图片都是拍自希腊，左边是一些断柱，是一个著名的神庙，叫德尔菲神庙。大家知道古希腊有很多的神，为了供奉神，有了很多的神庙，其中有一尊神叫太阳神，太阳给了地球温暖，给了我们光明，给了我们生命，因此太阳神是非常之崇高的。相应的，德尔菲神庙又叫太阳神庙，是非常之神圣的，而这个神庙更值得我们去祭奠的，是在它的门口刻写着五个大字，叫“认识你自己”。我三次去希腊，两次专门来到这个地方，我在这个地方都舍不得走，我感叹希腊人的智慧，希腊人知道，人对神的崇拜，就是一个对完满自我的期盼。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不太可能完满的，于是人们塑造出来的至上的神，他们全知全能和全善。但是希腊人太聪明了，希腊人借这样一个全知全能全善，这样一个神的口告诉人，“崇拜我吗？认识你自己”。右边大家看到一个美丽的狮身人面兽，狮子的身子，然后一个非常帅的人头，它应该是哪里的？它应当是古埃及的斯芬克斯。大家知道在古埃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在河口蹲着狮身人面兽，它向过往的行人问着同样的问题，它说有一种动物早上四条腿、中午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走路，这个动物是什么？如果你回答得出来，你就过去，回答不了就被吃掉。结果很多人都被吃掉了，知道出来一个人，叫俄狄甫斯，他说这很简单，就是我们人。我们人，当他还小的时候，四肢爬行，那就是他的早晨或者是早年；然后长大了，到了中午，两条腿走路；到了晚年，到了晚上，腿脚不灵了，拄上一根拐杖。这个故事家喻户晓，但是人类学家看出了古埃及人的智慧，比如体质人类学家说，这个故事太不简单了，它揭示了人最重要的体质人类学特征，那就是所有的四肢动物里面，只有人才是站起来走的；而语言人类学家说，这个故事太不简单了，因为直立行走不仅仅解放了人类的腰椎，也不仅仅解放了人类的颈椎，还解放了一个东西，就是人的喉头，据说人一直窝着这个脖子不能挺起来，是不可能说出像我们今天这样复杂的语言的；而社会人类学家说，这一个故事揭示了人的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学特征，那就是制造、保存和使用工具。所有的人都承认，直立行走解放了人，如果人爬着行走，人的眼睛面向地面，而一旦站起来，人的眼睛面向了世界。但是当我们讲到了人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人的最大一个缺陷，那就是人能够认识世界，尤其是外部世界，但是人最难认识自身。为什么？你看眼睛看不见眼睛吧，眼睛甚至看不见鼻子、看不见嘴巴——我们的所有认识的器官，眼耳鼻舌身，都是指向外部世界，当人要认识自己的时候，必须找到一个镜子。古人没有镜子，跑到河边面对平静的水面来认识自己。当你要借助外部的参照系来认识自己的时候，你借助对了，也许你可能认识对了，你借助错了，可能就认识错了。所以人把世界、自然界都认识清楚了，唯独难以更好的认识自身，所以人要永远地不断认识自己。每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中，如何认知自己、认识群体、认识这个民族，构成了我们人类的自我认识史。所以我们说，认识你自己，既是人类永恒的使命，更是当代人类的使命，特别是当代中华民族的使命。因为我们面临着深度的转型，我甚至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发展到了世界觉得惊讶，其实我们自己也觉得惊讶——我是谁？我怎么走过来的，我将走向何方？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摆在当代中华民族的面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讨论第三个问题：就是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当代世界的价值碰撞。当代世界面临着极为复杂的价值碰撞，而这一种碰撞表现在我们的文化中，表现在我们的价值关系中。首先我们要下一个判断，文化的核心是价值，我们对这一个问题从三个层面来讨论。首先，我们从人类发生的角度来看。大家知道东西方文化对人类的发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要探索人所具有的价值规定性。按照西方文明的说法，人是带着原罪这样一种价值来到世界的。大家都知道，按照天主教的说法，上帝七天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亚当和夏娃赤身裸体的生活在伊甸园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直到有一天，上帝要出门，上帝告诉他们，这个园子里面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但是上帝一出门，蛇就告诉那一棵树叫智慧树，果子叫智慧果，可好吃了。于是这俩就禁不住诱惑，就去偷吃了智慧果，偷吃了智慧果，有了智慧、有了知识，这就有了问题了。再看一看，哎哟，搞了半天你是男的我是女的，咱们俩不一样啊，赤身裸体的生活在一块，这是不对的——这就产生了最初的羞耻感。所以我们说伦理道德的发生，是和知识智慧的发生联系到一块的。大家都知道后来的故事，上帝回来看见他们有了智慧，偷吃了智慧果，很生气，问他们谁让你们偷吃的？他们说是蛇。上帝是怎么惩罚蛇，让蛇在地上用肚子爬行，每爬行一步都遭遇到磨难。然后上帝问他们，你们谁先偷吃的，夏娃先偷吃的，怎么惩罚夏娃？让夏娃变成了女性，让她去怀孕、生孩子，让她遭遇痛苦，当然，这个也是女性最大的幸福。然后上帝说，你们男的女的，亚当夏娃，对不起，你们都不能呆在伊甸园了，你们到人间去，赎罪去。于是，人就带着原罪来到了世间。这个故事真实与否我们不知道，但是按照西方的文化，他们一直认为，人只要有了机会就会犯罪，怎么办？于是要创造一个严格的社会管理体系，让所有想犯罪的人不敢犯罪，犯不了罪，于是你就仍然是好人。而我们东方文化讲的不一样，东方文化讲得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们相信人是带着原始的善良来到世界的，但是东方文化怎么解释人仍然会犯错误呢？原来是因为社会有各种各样的诱惑、怎么抵御住诱惑？东方文化强调的是要有强大的内心，要内省，要自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华文化有两个最重要的字，叫“慎独”。东方人讲做给人看，人前都知道要做什么，按照角色的要求，谁都没有看见，一个人，你还能不能做好事？这就是我们讲的性善论。其实不管是性善还是性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人如何去认识和处理与他们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去做好人、做好事，还是去做坏人、做坏事——这是我们的价值选择。而我们全部的教育和文化，就是要帮助人健康成长。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为人父母，我想看看从个体的角度，其实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刚刚生下来的孩子是无所谓善与恶的。在后来的成长中，他发现有两种力量对他起着积极的作用，一种力量是鼓励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爸爸妈妈的笑脸，当一个孩子能够识别爸爸妈妈的笑脸，他知道这一件事情是爸爸妈妈鼓励的事情，他就不断的去做，为了得到你的奖励。于是他知道这件事、这件事、这件事……形成了一系列好事，他知道他应该去做。而另外一种积极的力量就是爸爸妈妈的惩戒，当他看到爸爸妈妈生气了、板起脸了，甚至举起巴掌要打屁股了，这一件事情不能做，这一件事情也不能做……于是，这一些事情都不能做，它形成了一系列的行为的规范：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人不做坏人。到了18岁，我们说他成人了，成什么人？知道荣辱，知道荣、知道耻的人。所以我们在大学里面给他们搞成人仪式，告诉他们的核心就是两条：爱心与责任——我们认为这就是文化育人，它的全部的奥秘。

那么我们不仅仅从人类的角度，也不仅仅从个体的角度，我们还要从民族的角度来考虑文化与价值的问题。在西方的文化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Identity，这个概念我们把它叫做认同。我们认为，认同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标志着人的成熟，也标志着民族的成熟。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来讨论德意志民族和日本民族对于二战的态度，两种价值观带来了对于历史的非常不同的认识。大家看到昨天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起全世界的愤怒，尤其是中国人的愤怒，韩国人的愤怒。如何认识这一事件，认识日本民族，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右翼政治家？我想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可以探讨。我当时曾经去到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的遗址，参观了它的纪念馆。我到那个地方去，面对这一个事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甚至不知道我应该讴歌原子弹的爆炸，还是诅咒原子弹的爆炸。各位朋友告诉我。我想大家一定会告诉我，“欧阳老师，你首先必须讴歌原子弹的爆炸”，为什么？因为原子弹是正义之弹，原子弹是作为反法西斯联盟的美国扔到了法西斯联盟的日本，而且美国人有时候曾经得意洋洋，他们说“我们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结束了世界大战”。大家知道，1945年8月6号扔了一颗，9号扔了一颗，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而且是无条件投降。但是我想大家看到这样一些照片，一定还会告诉我，“欧阳老师，你还必须诅咒原子弹的爆炸”。右边这三张黑白照片是我从网上搜来的，大家看到的惨景，整个日本的广岛，毁掉了全部建筑，唯一剩下的这个完好的建筑，日本人把它保留下来。左边这一张彩色的照片，是我亲手拍的。他们在旁边修了一个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我在那个地方去感受，我说这就是人类的悲哀，人类为了结束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不得不动用极端的手段，让十几万人的生命瞬间魂飞湮没。当然，它结束了这一场战争，让更多的人免于死亡之灾。但是，这一件事情仍然是非常残酷的，我们用最现代的科学技术来制止一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日本战败以后，争议并没有结束。

接下来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一个特别的案例，叫东京审判。日本战败以后，十一个战胜国：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等等，各出了一个大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甲级战犯。这一次审判有多艰难，我列举了相关的数字，它从1946年5月3号第一开庭，到1948年1月2号审完，审了一年多，审了818次，审判记录是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判决书长达1313页。当时被审的28名甲级战犯，有两名还未来得及等到宣判，就吓死、病死了，有8名被判处绞刑，其他的人是终身监禁。这一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我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背后的两个问题。第一，当时的审判是艰难的。据当时的回忆，当时11个大法官，大多数人不准备宣判他们有罪，更多的人不准备宣判他们的死刑。因为他们觉得已经死了够多的人了，而且好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最后经过激烈的争论，以六比五的一票微弱多数宣判他们有罪，对他们执行了绞刑和终身监禁。我们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觉得惊心。六比五的微弱一票多数代表了正义，如果当时不是六比五的正义票数居多，后果将如何面对，我想我们现在难以想象。我们感叹正义战胜邪恶，也要经历如此的较量，而更让我们感到愤怒的是，这一些人被绞死，有的是终身监禁而死。从现在的资料看到，他们没有一个人承认他们给世界、给中国、给韩国人犯过罪，甚至有的人到死都说他们是在支援“支那人”。这就是这一个历史的审判，给我们留下的遗憾。故事还没有结束，到昨天这个时刻，我们又一次感受到靖国神社在日本历史与文化、中国历史与文化中，所具有的意义，其实它是对世界正义和平事业的挑战。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尽管他有很多的辩解，我想我们的发言人已经逐条驳斥。其实代表日本政界，尤其是政治的这一批精英们，对于历史的完全错误的认识，需要全世界人民予以关注。客观一点来说，我自己多次到日本，和日本朋友有过深入的交往，我们也专门研究中日关系包括钓鱼岛的事情，我感觉到日本人民还是期盼和平的。左边这一张图片，是我当时去了，随手就拍下，日本朋友放在展览馆外面的花圈彩带；右边这一张图，被称为“和平少女”，大家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伸开双手呼唤和平。但是我看了半天才看出来，她在那里呼唤啊？那不就是一个放大的炮弹头、子弹头吗？这就是人类的悲剧，人类的和平是以战争作为威慑而保持下来的。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可以来谈论德国人。左边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在战争中被削掉了尖顶，主体建筑完好，德国人把它保存下来，在它的旁边修了两座教堂，一座高高的、瘦瘦的，另外一个矮矮的、胖胖的。这一个是不能上去的，旁边的是可以进去的，这个教堂最大的特点就是窗户很小，白天一般不开灯，里面就靠着那些很小的窗户，射进来一缕一缕的光线，混混沌沌。我想所有的人到这个地方去参拜、去旅游、去忏悔，都会想起在德国的历史上，有这么一段罪恶，有这么一种反省。右边两张图片，大家看到有一个人跪在这个地方，他是德国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7号，他去到了波兰华沙，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德国入侵波兰作为开端的，当时德国人杀害了无数的犹太人，战后修了一个纳粹人屠杀犹太人的纪念牌，悼念这些死亡的人。德国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7号去到这个地方，他去敬献花圈，当他整理好花圈的绶带，扑通一下，双膝跪下，这一跪被称为惊世之跪。大家知道东西方之间，在文化礼仪上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一点是一样的，双膝跪下是最高的礼节，他代表德意志民族表示忏悔。德国总理曾经写了认罪书，就我们的了解，所有的德国政治家，你要想出来参加议员的选举直至担任国家的公职，尤其是高端的人士，你必须做出一个承诺，那就是对战争要忏悔、要检讨、要赔偿、要反思。所以德国比较好的融入了世界大家庭。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案例，那就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大家知道，当年的德国在战败以后，曾经被分为四块军事占领区，英国、法国、美国再加上苏联。后来英法美这三块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联邦德国，后来被称为西德，苏联这一块成立民主德国，被成为东德。于是原来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之上，开始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场竞赛和对峙。社会主义的东德曾经被称为世界第七大工业强国，但是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社会主义土崩瓦解，柏林墙被推倒。我当时到德国去，专门做两德统一的研究，访问了很多德国的政治家、学者，我问他们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在东德搞了四十年，当社会主义面的危机，你为什么不去救它？后来有一位费路教授回答我的疑问，他说其实我们当时搞得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主义，而这个社会主义没有搞好，所以我们的逻辑很简单，那就换一种主义，于是我们就走进了德国的资本主义。大家知道所谓两德统一，其实是东德放弃了自己的一切，国旗、国徽、国号、军队、警察、政府、议会、货币……等等，所有人就地卧倒，由西德重新安排工作。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领会？他说，后来我们反思，不是社会主义行不行，而是统一模式社会主义注定不行，他说不可想象有一种社会制度，能够适用于十几个国家。社会主义没有搞好，怎么没有搞好？后来我有机会去到俄罗斯开会，当时俄罗斯东道给了我一个选择，他说你可以住到宾馆里面，也可以选择住到俄罗斯人家里面。我选择住在俄罗斯人家里面，只有一个条件，他要会有英语，我当年读博士学的俄语已经不管用了。于是他们真的给我找了一个俄罗斯英语教师的家庭，我去以前做足了准备，我给他们带去了中国最好的礼品，茅台、龙井、丝绸，我那么忙还给他做了一顿中国饭，我就希望他告诉我：社会主义在他的心中，留下什么记忆。结果到我要走了，他都不告诉我，我都快急了，我说你必须告诉我，你不告诉我就不走了。最后我专门留了半天时间，我说我们讨论一下社会主义吧，我说你告诉我你心中留下的记忆，社会主义是什么。把他憋的脸都憋红了，憋了半天憋出一个英文单词poor，穷啊。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场景，偌大的社会主义，在老百姓心中留下的记忆就是贫穷。谁爱贫穷？在座的诸位爱吗？我想我反正是不爱的。没有一个社会让贫穷的制度，能够长期的进行下去。我就想起小平同志告诉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谁都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他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不是社会主义，低速度不是社会主义。于是，我们中华民族振兴起来了。我到俄罗斯去，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的民族精神不清晰。我当时专门去研究俄罗斯民族精神，访问了几十位俄罗斯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是俄罗斯学会的会长，我说什么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他说，“不清楚”。我说怎么可能不清楚？他说“众说纷纭”。我说有什么说法？他说现在最少有五种说法，“有的人说俄罗斯民族精神就是东正教精神，有的人说俄罗斯民族精神就是沙皇精神，有的人说俄罗斯民族精神就是前苏联精神，这是些老共产党员告诉我的，有的人说俄罗斯民族精神就是西方精神，说我们早就西方化了，有的人说俄罗斯民族精神就是普京精神，或者新普京精神。”是什么？有待阐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这样来讲，他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能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当年的苏联，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这样来讲，他说“当它有二十万党员的时候，它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当它有两百万党员的时候，它夺取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时的苏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三巨头之一；当它有两千万党员的时候，它改变了颜色，丢掉了政权”。为什么？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它没有把自己搞好。为什么没有搞好？我们列举了六条原因：思想上的极度个人崇拜、大一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系、脱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系庞大的军事机器、民族与宗教问题的粗暴处置——这个是社会主义没有搞好的原因。没有搞好，这是内因，但是是不是还有外因？我们今天也想跟大家一块探讨。

先来研读一段话，这一段话是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当时他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发表了这样一篇演讲，当时的美国总统叫杜鲁门，杜鲁门也在场，这一篇演讲的题目，主题就是“我们如何对付苏联”。以下就是他所讲的。他说“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物质力量，把（苏联的）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让苏联人听美国的，可能吗？他说是可能的，他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他们的脑子弄乱，我们就会不知不觉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你看我们前面讲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呢？他说一定要在苏联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于是他就描绘这一过程，他说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将会一幕接一幕的上演。在哪上演？在一个最不屈的民族那上演。他对俄罗斯民族的评价还是蛮高的，但是是一场什么悲剧？遭到毁灭的悲剧，“他们的自我意识将无可挽回地走向消亡”。前面我们讲，全部文化就是自我认识。怎么消亡？他说“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渐抹去他们的社会存在，我们将训练那些艺术家，打消他们想表现或者研究那些发生在人民群众深层的过程的兴趣”，让文学脱离现实，脱离了以后怎么办？他说“文学，戏剧，电影——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苏联人的意识中灌输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为崇拜，总之是对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在（他们的）国家管理中，我们要制造混乱和无所适从……”。怎么制造？他说“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苏联）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他说“无赖和无耻、欺骗和谎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赛过惧怕野兽、羞耻之心的缺失、叛卖、民族主义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对俄罗斯人民的仇恨”，让俄罗斯人恨自己，这太可怕了，我们前面讲爱心与责任。他说“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但是他说“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我们要把布尔什维主义的根挖出来，把他们的精神道德的基础庸俗化并加以清除。”他说“我们将以这种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动摇和破坏列宁主义的狂热。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让他们的精神道德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最后他宣布，“我们一定要做到”。

做到了没有？做到没做到，46年后他们又做了总结。这个总结是由英国著名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91年11月8日在美国休斯敦讲。撒切尔夫人去世以后，这一篇演讲又被人找出来。她当时开篇就说，“那个偌大的苏联，马上就要解体了”，这个时候离苏联解体就1个多月的时间，她说已经无可挽回了。她得意洋洋的说，“我现在来告诉你们，我们是怎样把它搞垮的”，这是一个事后的总结。如果说前面是谋划，这就是总结了。她说，我们研究了当时的苏联，发现它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不是军事威胁，而是经济上的威胁。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军事也不怎么样，靠的是苏联红军的血肉之躯来战胜敌人，当时苏联经济非常厉害，苏联搞公有制、搞计划经济、搞按劳分配，当时苏联的劳动增长率是百分之十五、十六、十七，而西方发达国家是百分之五六七。她说“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怎么做？她说我们一共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时期，采取了三种主要的手段。最主要的手段也是最长的时期，是要把苏联拖进军备竞赛。撒切尔夫人说，我们当时有意以曝光的方式，让苏联人知道我们西方的军事有多么强大，让他们感觉到不安全，吸引他们参加军备竞赛。她说他们果然上当了，用了极大的努力，花了巨量的钱，来发展军事。三十年过去了，一个强大的苏联军事机器建立起来了，她说，我们失望了。为什么？苏联并没有改变颜色。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她们就想到第二个办法，那就是分裂苏联。她说我们研究了苏联的宪法，苏联是由很多的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她说这个宪法里面有一个规定，如果哪个加盟共和国想出去，很简单，搞一个公民投票，如果赞成票超过了51%的简单多数就可以出去。当时苏联这么多加盟共和国、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版图，力量很强大，太可怕了。于是搞来搞去，她们又失望了，当时所有的加盟共和国紧紧的团结在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联邦的内部。后来她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找到一个人，这个人既能够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又能够听我们的。找到了谁？首先找到了戈尔巴乔夫，她说这个人“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她们把他还是看的很透的。但是她说他有一个优点，“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于是她们把戈尔巴乔夫扶上台。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宣布一个新的价值观，叫“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他说苏联利益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全人类利益，他把这叫新思维。按照这样一种新思维来搞改革，写了一本重要的书叫《改革与新思维》，早就翻成中文了。结果改着改着，把苏联改乱套了，遭到了苏联共产党人强烈抵抗，以至于发生了1991年八一九政变。当时副总统把总统关起来了，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宣布副总统代理职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撒切尔夫人说，“我们意识到，靠戈尔巴乔夫已经完不成这个使命了，我们必须再找一个人把戈尔巴乔夫换下来”，她们找到了叶利钦。撒切尔夫人说，叶利钦这个人，按照我们西方人的道德标准，他的前半生是不清白的。她对他也有保留，“但是只有他才有可能去替换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个人的经历非常复杂，后来当了俄罗斯的总统。当戈尔巴乔夫被关起来的时候，叶利钦在他的同伴的鼓励下，“八一九”他勇敢地跳上了坦克支持戈尔巴乔夫，粉碎了政变，戈尔巴乔夫恢复了他的苏联总统地位，但是民心已经转向了叶利钦。后来西方人就鼓励支持叶利钦去和戈尔巴乔夫竞选，最后当了人民阵线主席，成了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叶利钦的手上宣布苏联解体。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叶利钦继续当俄罗斯总统，1999年12月31号上午，他让俄罗斯中央电视台的人到他的办公室，他要对全俄罗斯人民发表公开的演讲，演讲的主旨就是：他第二任总统还有半年的时间，他宣布提前退位。按照当时的俄罗斯宪法，如果活着的总统提前退位，他就有一个特别的权力，指定临时的总统。在这以前一年左右，他走马灯式的换人当总理，于是在1999年12月31号中午12点，一个新的俄罗斯临时总统就任，这个人就是普京。普京上台以后，马上宣布了一个法令，主要的内容：永远给叶利钦及其亲属最高的总统待遇，终身不变，更重要的是，永远不能追究叶利钦把苏联搞垮的法律责任——历史上被称为赦免令。大家知道叶利钦去世以后，世界上对他有很多非常不同的评价，其中最好的评价，大概就是认为他给苏联推荐了一个好总统，直到今天为止，普京总统仍然带领苏联人民处于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当然对他的非议也很多，最大的非议就是搞垮了苏联。2011年是苏联解体二十周年，普京总统曾经出席过一些重要的会议，发表了重要的演讲，他非常沉痛的表示，苏联的解体，是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遗憾。他说其实苏联是不一定要解体的，这是一个非常无法挽回的历史的遗憾——这就是苏联的解体。这个事情对于中国共产党，有非常重要的警示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了苏联，谈到了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求我们认真研究，总结社会主义发展总结的问题。他把社会主义发展分为六大阶段：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恩的社会主义、到列宁的社会主义、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到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到邓小平同志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时候，黄炎培先生曾经就问他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走出周期律？”这个事情，对今天的共产党人仍然是一个考验，我们应该研究这一段的历史。

接下来我想再给大家讨论一个案例，那就是美国。一个大国的衰败，和另外一个大国在世界影响的不断扩大，这是我们当今中国面临的现实。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与世界上今天的第一民族、第一国家处理好这个关系。当然，美国问题非常复杂，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详细地讲它，我只想提到几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那就是美国崛起之谜中间的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一些问题。首先，它延续西欧现代化所有的好处。现代化非常复杂，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包含着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民主化、法制化等等非常丰富的内容；然后，它又有一个在美国的拓展。在研究美国问题的时候，大家一般都会比较多的看到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我却希望大家看到另外一个更早的案例，那就是《“五月花号”公约》。1620年，一艘叫“五月花号”的船，带着欧洲的移民来到了北美，到了弗吉尼亚这个地方，他们准备要下船了，下船之前他们开了一个会，他们说我们研究一下我们下船以后的命运，他们意识到下船以后一定会和土著印第安人有一场战斗，而且他们一定会胜利。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有的人说，我们一定会打起来，为了争夺土地、资源、财富，为了不让我们内部打起来，这个协议的核心内容，“我们全体组成公民政体，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谁组成公民政体？老百姓，目标是更好生存、良好秩序，为此我们要颁布法律、法令和命令——它的价值取向是公正平等。更重要的是，一旦颁布，我们就应当忠实遵守，这就是美国人的守法意识。同时他们要任命官员，根据需要而任命，这就是美国的小政府大社会。大家看到当美国经济发展的时候，美国国家机关雇佣很多的人；当它面临经济问题的时候，政府率先裁员。大家看到2013年的国庆节，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在国家财政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几百万公务员无条件的从10月1号开始无薪长期休假，这就是美国社会。更重要的是一旦任命了这些官员，我们就要服从。既然你选出来，就要听他的。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他们又有了北美的独特的区位和资源优势，同时他们让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全世界都在用美元，中国买了1.3万亿美元国债。他们让美元脱离黄金本位，但是美元仍然是美国的主权货币。什么叫主权货币呢？那就是只有美国的联邦银行才能够发行美元。他们通过美元的发行，控制了全世界所有使用美元的国家和人、企业，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他们实用主义的哲学。我曾经访问了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米切尔·哈德逊，访谈已经发表在《哲学研究》2011年的第三期，在这个访谈中，我说“你告诉我美国成功之谜”。他说，美国成功之谜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美国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去搞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让他们遭遇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危机，而唯独他们自己该搞就搞，不该搞坚决不搞。——这就是他们的实用主义哲学。我以为研究美利坚民族，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民族性格，他们永远在寻找世界上，对他们这个民族形成最大威胁的那个国家和民族，而且一直在努力地与他们战斗，最终成为世界第一民族。我想我们大家回顾他们的历史，他们一直在寻找他们的敌人：最早是土著印第安人，他们很容易就打败了他们；接下来是英国人，他们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宣布13个殖民地独立，跟英国人拜拜了；接下来跟内部的奴隶制战斗，在南北战争期间，当北方民主制处于严重不利的状态的时候，林肯总统做了一个惊天的决定，在全美范围以内解放黑奴，废除奴隶制，这不仅仅让当时的战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让所有的美国人，在美国的国土上，不分肤色、种族，实现了彻底的平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跟法西斯主义战斗，直到战胜法西斯主义，而美国由于投下两个原子弹的功劳，成为制定战后新秩序的主导国；接下来跟苏联战斗，直到我们刚才看到的，把苏联搞垮，搞垮以后，有十年时间找不到对手；后来发现了中国的崛起，但是“911事件”改变了他们。小布什当时回过头去跟中国修好，在全球范围以内反对恐怖主义，到现在为止，萨达姆被干掉了，本•拉登被干掉了，这些主要威胁的国家，都被他们清掉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目标是谁，回到东亚。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非常复杂的格局。我跟大家讲这些，决没有半点用意，让大家去恨美国、敌意美国，我是说中华民族要成长起来，一定要向美国人那样去塑造一种价值叫American Value，中国一定要创造一种Chinese Value。我们要用这样一个价值来使中华民族形成最大共识，有最大公约数来捍卫、来发展，来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强盛——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来讨论当今中国的问题。

第四个问题，那就是从文化建设看中国价值。我们研究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的问题，几乎都是为了更好的认识当今的中国。当代中国曾经有过自己的辉煌，也曾经有过自己的传统价值观。我们前面曾经下过一个判断，核心价值观的成熟，是民族成熟的重要标志。那么中华民族的传统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我们列举一些重要的要素，比如孔子说“仁则荣，不仁则辱”，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过去讲三纲五常，尤其是仁、义、礼、智、信是儒学的核心，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价值的核心。“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它是我们传统中国价值讲得最多的，而我以为，它今天仍然应当成为中华民族、两岸四地、全球华人的共同财富。但是客观一点来说，在二十世纪中国价值观面临三次严重的冲击。第一次冲击是“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我们倡导一种反传统的价值观；第二次冲击是文化大革命。如果说第一次冲击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不可能走进现代化，不可能请进德先生赛先生，不可能走向科学与民主；而文革的冲击，应该说是彻底错误的。在对待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上，我们前面看到，陈小鲁先生（陈毅之子）当年作为红卫兵，领着他的同学回到他的母校去致歉，这个是一种反省的精神。昨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会上，再一次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在1949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可以说是出神入化、得心应手，帮助我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6年以后，逐渐犯错，应该说这是一个历史的教训，值得中华民族深度的汲取，直到文化大革命。第三次冲击我们今天正面临着，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价值观进入中国，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冲击着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市场经济。当今中国要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第一个是全球化的经济格局，第二个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第三个是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与生活。在这三者整合中，当代中华文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当我们讲到中国文化建设，还应当反省我们的自然地理的基础。这一张图片是中国人口密度图，大家看到颜色越深的地方，就是人口密度越大的地方。如果把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上一条线，不包括领海，那么我们北边在黑龙江的黑河，南边的云南的腾冲，拉一条线，中国的领土被分为东南片和西北片，东南片占43%，养活了94%的人，西北片占了57%，有6%的人。大家看到巨大的人口反差，这一条线是一个叫胡焕庸的地理学家在1935年提出的。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再次得到了印证，这个时候中国的人口已经由当年的4.3亿增加到了2000年的12.3亿，现在是13亿多人，比例没有太大变化。这里面给我们反映的问题是，第一中国人均可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西北线主要是黄土高原、戈壁、沙漠，有的寸草都不长的地方，而更重要的是两种生产和两种文化，我们右边是农耕生产、农业文化，而左边是畜牧生产、游牧文化，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中华文化建设的自然的因素。

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一方面看到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非常为之骄傲，三十年来快速增长，速度世界第一，总量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五千美元，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列第一位，外贸列第二位，外汇储备列第一位，而且中国成为前三甲中另外两国最大的债权国。但是，我特别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当前经济中的问题。前边已经谈到，总量不小，人均GDP很低，我们列举一组前年的数字，美国总的GDP14.62万亿，是我们的三倍弱一点，但是美国的人口是我们的四分之一，而美国的人均GDP是我们的十倍，这是一个多大的反差；而我们的近邻日本，总的GDP比我们略低一点，但是人口是我们的十分之一，而它的人均GDP是我们的八倍——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大的问题。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建设，国际环境正发生着极大的变化。我去到了印度，发现印度人做什么西方人都说它好，而我们做中国做什么西方都不太说我们好。为什么？我们发现最大的问题还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的，所以西方人对今天的中国有很多论调：睡狮论、黄祸论、崩溃论、威胁论、责任论、强硬论、傲慢论、挑战论等等。我们再举两个例子，比如说在历史上曾经有一个预言叫“杜勒斯预言”。有一个人叫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前边给大家介绍过一个人叫艾伦·杜勒斯，杜勒斯按照西方人的姓名排序，它是family name，就是姓。两个人姓一个姓，他们是兄弟俩，而且是亲兄弟俩，艾伦·杜勒斯是弟弟，当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面对苏联讲了那么一番话，而这个哥哥成了美国的国务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极度的反华反共。他当时提出一个观点，“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三、第四代人身上”。我们的年轻朋友第三代第四代，将要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有的人传兰德公司制定了一个对华战略，他们主张对华战略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西化、分化中国，使中国的意识形态西方化，从而失去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如果这一步成效不大，就对中国进行全面的遏制，并形成对中国在战略上的合围。大家看看合围完成了，如果有一张中国的地图，我们从东数到西、从南数到北，我们看到美韩联盟、美日联盟、美台联盟、美澳联盟、美越联盟、美缅联盟、美巴联盟、美印联盟等等，一直到美俄联盟，等等。如果这两招都不管用怎么办？不惜与中国一战。曾经有一个美国国会议员在美国国会发表一篇演讲，他说中国的快速增长极大地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必须加以遏制。而且他非常着急，他说再不遏制，就遏制不住了，如果实在遏制不住，不惜与中国一战，也要打断它的节奏。但是兰德公司比他聪明，“作战的最好形式，不是美国直接参战，而是支持中国内部谋求独立的地区，或与中国有重大利益冲突的周边国家”，我想这个两个方面的力量已经被他们用完了。那么我们内部的问题，已经被他们全部无所不用尽其极。从一开头，我就谈到台湾问题，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由于分离，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现在他们还经常拿这这些问题来说事，和平统一、祖国统一，这是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的前提。然后新疆、西藏、内蒙的问题，然后还有一国两制。我想在座的各位去到香港，都会遭到法轮功的纠缠，它喋喋不休的给你送材料。然后在香港出现了一个占领中环的运动，2017年，按照基本法，香港将要实现立法院的直选，英国人已经明确的表示要来参与这样一场选举。香港已经回归了中国，凭什么他们来干预？有的人甚至抗上了米字旗到街上游行，这是我们不能容忍和接受的。然后我们民族文化的认同，包括宗教问题的妥善处置。今天中国最大的现实是价值多元化！我自己研究了世界上现代化主要的模式，包括欧洲的、美国的、苏东的、东亚的、拉美的，我们把这五种模式都引进了一些到中国，但是并不是其中任何模式的简单照搬。因此任何外来的现代化理论，都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当年苏联东欧不一样，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古巴朝鲜。今天中国的所有制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多的。公有制就有多种形式，国有、集体加上股份制；私有制有了外资、合资、独资等等——每一种所有制就会有相应的生产方式，有相应的价值追求，相应的分配方式，相应的生活方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构成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进程。首先我们应当看到，“多”其实是天下大势，也是中国大势。正是因为多样化，让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多彩，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的空间。但是对“多”如何正确地看待与调控，这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首先，这么多的“多”，它的产生是否合理、合法；其次，多到什么程度，它是可以掌控、管理；更重要的是，“多”与“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何去协调。不同所有制、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的消费方式之间，如何形成相互协调的和谐社会，如何保持主流价值和核心价值，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国家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偶然的。

大家身处湖北，我们饮长江水、食武昌鱼，我们要关心湖北武汉的发展。应该说这些年来，湖北武汉在中部崛起中，发挥了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展？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优势和劣势。我觉得湖北武汉汇聚了世界和中国的机遇，也面临着几乎所有的挑战，其中最根本的，我把它概括为：历时态矛盾的共时态汇聚。几百年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它们经历的矛盾、问题与挑战，都在今天中国社会同时存在。比如说三百年前，世界在干什么，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血与火的掠夺，物质财富迅速涌流，精神出现迷茫与困惑——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中国有吧；一百年前，当时的美国被称为进步时代，假食品、假税收、假发票……等等，于是美国人努力地建立预算体系、税收体系、信用体系（social security number），于是这样一个体制帮助美国逐步成为世界强国；五十年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搞现代化，一度欣欣向荣，后来由于大一统不灵活而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三十年前，亚洲四小龙崛起，结果后来面临很大的危机；三年前，美国经济危机，今天仍然影响着世界。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湖北武汉如何真正成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觉得最终的结论就是，我们要认清使命，提升境界。从方法论上来看，我是主张我们要以复杂性的思维来看世界。近代的科学强调简单化，把大的分成小的，整体分成局部，有机体分为器官，然后一直分，分为原子、电子、核子……分不下去了，觉得已经解决问题了。其实，世界是有机和谐互动的。所以这就是现代的复杂性科学。世界里面充满着灾变、充满着风险。如何去应对？我们要探索中国价值，创新中华文化，提升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境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我想还是以费孝通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尾。他说，我们首先是要“各美其美”。什么叫各美其美？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发展到最美，我们把它叫做“极美”，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最好的美；接下来要“美人之美”，学会倾听，学会欣赏，看到别人的美也是有价值的。今天我们中国社会流行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叫做“羡慕、嫉妒、恨”——这一恨就不得了，要放火、杀人、爆炸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要强调第三“美美与共”，美与美相碰撞，不是产生出丑、恶，而是产生出更大的美，最后来实现天下大同。今天我们带着这样的期盼，探讨中国的文化与价值的问题，我们对当今的中国充满信心，充满着期盼。让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谢谢大家！